Loy-经济学入门22：从道德哲学到工程学——斯密到马歇尔

1776 年，亚当·斯密在《国富论》里写下一句后来被引用到磨损的话：我们的晚饭，不是出自屠夫、酿酒师和面包师的仁慈，而是出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。一百五十六年后，莱昂内尔·罗宾斯在伦敦发表一本不到两百页的小册子，把经济学定义成「研究人类行为在目的与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科学」。

两句话之间隔着一场缓慢的位移。这门学问原本关心的是人应该怎样活、社会怎样才算好，后来变成给定目的、怎样最省地配置手段。用今天的话说，它从道德哲学的一章，变成了工程学的一支。

这场位移通常被写成进步史：数学进来了，数据进来了，可以检验的命题多了，可以互相反驳的对话也多了。这些是真的。但它同样有账单——有些原本属于经济学的问题，在位移过程中被划到了门外，而且划出去的时候没有开收据。

下面沿着五组人走：斯密、李嘉图、1870 年代的三个人、马歇尔，最后是罗宾斯。每一节都按同一个顺序：他们面对的具体问题、他们造的工具和工具的假设、工具在哪里失灵。

1. 一位道德哲学教授的两种关切

1759 年，格拉斯哥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亚当·斯密出版了《道德情操论》。这本书问的不是财富从哪来，而是人为什么会有道德。他的答案落在同情上：我们看见别人受苦会不舒服，这种不舒服构成了道德判断的原料。书很成功，斯密生前改了六版。

十七年后，同一个作者出了《国富论》。两本书常被读成互相矛盾：一本讲利他，一本讲自利。更准确的读法是，它们处理的是两个层次的问题——《道德情操论》解释人为什么会在意别人，《国富论》解释为什么一群各自在意自己的人，能养活一座城市。

《国富论》开篇就是别针工厂。一个没受过训练的工人，独自完成全部工序，一天做不出一枚别针；把工序拆成十八道，十个工人分工，一天能做出四万八千枚。斯密用这个例子说明的不是技术，是组织：同样的人、同样的工具，仅仅因为分工方式不同，产出差出几个数量级。

接着他给出那条常被简化到失真的命题：分工的深度受市场范围限制。村子里的铁匠没法只打钉子，因为一天打出的钉子村子用不完；港口城市可以。市场越大，分工越细，产出越高。这条链条把交换放到了增长的中心。

模型和它的假设。 斯密的模型可以压成三句话：人受自利驱动；自利在交换中必须服从对方的同意；交换的广度决定分工的深度。它要成立，需要一组条件：产权大致清楚，契约能被执行，参与者之间没有绝对的力量悬殊，交易不严重伤害第三方。这些条件在斯密写作时的英国只是部分成立，他自己很清楚。

边界。 三处最值得记。

其一，斯密自己看见了分工的代价。《国富论》第五卷里他写道，一个人如果一生只做几个简单动作，会变得尽可能的愚蠢和无知。这不是后人的批评，是作者本人的判断。他因此主张政府办教育。马克思在 1844 年的手稿里把这件事推到更远，叫它异化——但起点是斯密，不是马克思。

其二，看不见的手在《国富论》里只出现过一次，在第四卷讨论对外贸易管制的时候。它不是一个万能定理，而是一个局部论断：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，在某些制度条件下，会导向他未曾意图的公共结果。条件不成立，结论就不成立。外部性、垄断、信息不对称，都是条件不成立的场合，后面几讲会逐个处理。

其三，斯密不是教条的市场派。他支持航海法（尽管承认它损害效率），支持限制利率上限，支持公共工程和公共教育，对商人的合谋相当警惕。把看不见的手读成什么都别管，是把一个道德哲学家的谨慎，读成了一句宣传口号。

2. 一个船坞账本上的定理

1815 年，英国议会通过新的《谷物法》，限制进口谷物，保护地主。围绕这部法律的争论持续了三十年，直到 1846 年废除。争论里产生了两样东西，都比法案本身活得久：地租理论和比较优势。

大卫·李嘉图 1817 年出版《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》。他关心的不是财富怎样增长，而是增长出来的东西怎么分——地租、工资、利润三块，各占多少。这个关切在今天的经济学教科书里被压缩成要素价格，但在当时它是中心问题。

比较优势。 设两个国家、两种商品。葡萄牙生产布和酒都比英国省劳动，但酿酒省得更多。那么让葡萄牙专心酿酒、英国专心织布，两国总产出反而比各自都生产两种商品时更多。这个结论反直觉的地方在于：即使一方在所有方面都更有效率，分工仍然有净收益。它不需要谁绝对更强，只需要相对成本不同。

地租。 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建立在土地肥力递减上。人口增长要吃饭，就得耕种越来越差的土地；优等地的产出高于劣等地，差额就成了地租。由此他得到一个尖锐的推论：地租是价格的产物，不是价格的原因。粮价高，是因为要在劣等地上生产；不是因为要付地租。所以限制谷物进口，抬高的是地租，受损的是利润和工资。

模型和它的假设。 比较优势要成立，需要：生产要素在国内可以流动、在国与国之间不能流动；技术给定；贸易对手不报复；调整没有成本。李嘉图本人用的是劳动价值论，把劳动当成唯一稀缺的要素，这个假设后来被证明过窄。

边界。 比较优势是一个静态定理。它说的是如果结构不变，分工有净收益；它没说转型期谁付账。一个纺织工人失去工作、去学一门新手艺，这段时间的成本不进模型。这是定理的边界，不是定理的错误，但政策讨论里这两件事经常被混为一谈。

更麻烦的是它的适用范围。2004 年，萨缪尔森在《经济展望杂志》上发过一篇文章，构造了一个例子：在某些技术条件下，一国参与贸易之后的实际收入可能低于不参与贸易。文章引起过不小的争论，因为它的结论和教科书里的乐观叙事不一致。学界对它的解读至今有分歧——有人说它只是提醒贸易收益不是无条件的，有人说它被过度引申了。这一点仍有争论，不能当成定论。

还有一层：李嘉图之后，德国和美国的工业化都走过一段保护主义的路。李斯特的幼稚产业论是对比较优势的直接反驳：暂时的保护换来长期的生产率，这笔账静态模型算不出来。这段历史确实发生过，至于它是否可复制，学界同样没有定论。

3. 1870 年代：三个地方同时发生了同一件事

1871 年，英国的杰文斯出版《政治经济学理论》，奥地利的门格尔出版《国民经济学原理》。1874 年，瑞士洛桑的瓦尔拉斯出版《纯粹政治经济学要义》。三个人互不通气，用三种语言，几乎同时把经济学推向同一个方向。这件事后来被叫做边际革命。

他们各自要解决的是同一个尴尬。古典经济学用水和钻石的悖论来说明劳动价值论的困难：水极其有用，却几乎不值钱；钻石几乎没用，却极贵。用凝结的劳动解释不通。

模型。 三个人的答案方向一致：价值不由总量决定，由最后一单位决定。杰文斯讲效用递减，门格尔讲财货在边际用途上的评价，瓦尔拉斯把它写成一整套联立方程，用一个摸索的过程描述价格怎么被喊出来。核心的技术动作是把总量换成边际量——第 n 杯水的价值不是前 n 杯的平均值，而是第 n 杯带来的那一点。

这一步之后，经济学第一次有了可微分的外观。

假设。 效用可以在个人内部比较和排序；个人是最大化者；边际量可以连续计算；市场趋向出清。这几条每一条后来都被松过绑，但整体结构留下来了。

边界。 三处。

其一，效用不可直接测量。早期的边际主义者用的是基数效用，好像快乐有单位。1930 年代之后，帕累托、希克斯这一路把它改成序数效用——只需要排序，不需要单位。这是一次成功的撤退，但也说明原来的假设太强。

其二，门格尔和德国历史学派之间有过一场持续很久的方法论之争：经济学该用抽象演绎，还是该先做历史归纳。这场争论没有真正的结局，只是历史学派后来式微了。门格尔赢了，不是因为他被驳倒，是因为他那一套更能产出可积累的成果。

其三，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要等到 1950 年代，阿罗和德布鲁才在很抽象的假设下证明了均衡的存在性。也就是说，模型被写出来之后，它的合法性花了八十年才补上。顺便说一句，杰文斯晚年相信商业周期由太阳黑子驱动——这些人是奠基者，不是不会犯错的人。

4. 1890：把两把刀合成一把剪刀

1890 年，剑桥的阿尔弗雷德·马歇尔出版《经济学原理》。这本书他写了很久，之后反复修订，前后出了八版。它在英国取代了约翰·穆勒的教科书地位，之后近半个世纪是英语世界经济学的标准入口。

马歇尔做的事，主要是把前面那些零件组装起来。

模型。 他把经济学切成一个个市场，每次只分析一个，并假设其他市场不变——这就是局部均衡。在这个切口里，供给和需求像剪刀的两片：问价格是供给决定的还是需求决定的，等于问纸是被剪刀的哪一片剪开的。他给了需求价格弹性一个可以计算的形式，给了消费者剩余一个几何表达，把时间分成市场期、短期、长期——短期里厂房数量固定，长期里可以增减。

代表企业是另一个技术装置。分析一个产业时，他假设产业里有一家平均水平的厂商，用它代表全体。这样整个产业就可以当成一个决策者来处理。

假设。 其他市场不变；产业内企业同质；调整有明确的时间刻度；货币只是记账单位，不影响实际变量。最后这条后来被凯恩斯和弗里德曼反复挑战，那是下一讲的事。

边界。 局部均衡在反馈强烈的市场里会失效。住房、金融、劳动力这三个领域，一个市场的价格变动会立刻溢到另一个市场，其他条件不变更像是一个思想实验的许可，而不是对现实的描述。政策评估里这一点尤其危险：一项补贴的效果，往往取决于它引起的连锁反应，而不取决于它在本市场内的直接效果。

代表企业抹掉的正是产业组织要研究的东西。企业之间的差异、规模分布、进入退出的过程，在这个装置里都被平均掉了。后来产业组织理论另起一套，原因就在这里。

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：马歇尔本人比他的继承者更犹豫。他反复提醒经济学不能脱离历史与制度，写书时不断加限制条件，语气常常是这只是一个趋势、不是一条定律。把局部均衡当成世界观，是后人做的简化，不是他的原意。他给这门学问下的定义也留着旧名字：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，是对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研究。

5. 1932：一句定义，一次切割

1932 年，伦敦经济学院的莱昂内尔·罗宾斯发表《论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》。这本小册子只有一百多页，但它把前面几十年的技术变化，用一句话固定了下来。

他给的定义是：经济学研究人类行为，作为目的与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关系。

模型。 这个定义里只有三个词是硬的：目的、稀缺、多种用途。三者同时成立，就产生选择；有选择，就有机会成本；有机会成本，就可以写成一套约束下的最大化问题。至于目的是什么——赚钱、救死扶伤、办学校、打仗——不重要，经济学只管手段那一半。

这个定义的漂亮之处在于它的可扩展性。任何场景，只要凑齐稀缺和多重用途，就可以用同一套工具处理。贝克尔后来正是这么做的：犯罪、婚姻、生育、歧视，全部搬进同一个框架。这就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技术基础。

代价。 四处。

其一，目的被当成外生给定。于是这个目的值不值得追求，不再是经济学的问题。这是一次切割，不是一次发现——它没有证明价值判断不重要，只是规定经济学不处理它。福利经济学试图把这块补回来，用补偿原则判断一项改变是否可取，但补偿原则本身有争议：卡尔多—希克斯标准只要求获益者理论上能补偿受损者，不要求真的补偿。这个差别在政策讨论里经常被悄悄抹掉。

其二，大萧条就在门外。1932 年，工厂停着，工人失业，问题的表象不是资源稀缺，是资源闲置。一个把经济学定义成稀缺下的选择的框架，对闲置几乎无话可说。这也是凯恩斯革命要处理的那道裂缝——不是说罗宾斯错了，而是说这个定义的射程有限。

其三，分配问题被降格。李嘉图那代人的中心问题是产出怎么分，在罗宾斯的框架里，分配变成了要素定价的一个应用、价格理论的一个分支。这个变化不是中性的：它让谁得到什么，从首要问题变成了派生问题。

其四，制度、权力、历史被划到门外。这不完全是坏事——分工让每个领域都能做得更深。但代价是，当现实中的关键变量恰好是制度的时候，标准工具箱会显得很钝。1990 年代之后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，某种意义上是把这扇门重新推开。

需要说清楚的是：这条线该画在哪里，学界没有定论。有人主张经济学应该回到政治经济学，把分配和制度放回中心；有人主张分工是对的，专业化和可检验性才是这门学问的力量所在。两边都有道理，争论至今没有收敛。

6. 三笔账

把这条线走完，能看清工程学化具体付出了什么。不是抽象的人文精神失落，是三条可以指认的损失。

第一笔，可计算性换掉了过程。 静态比较是强大的工具：给定两个状态，比较它们的均衡。但现实里的问题常常是从 A 到 B 的过程怎么走，而静态模型对过程几乎没有话说。谁在转型中受损、受损多久、能不能补偿——这些问题在模型里有位置，但通常被放在假设调整无成本这一行小字里。

第二笔，其他条件不变变成了习惯。 局部均衡要求把世界切成块，这在方法上是对的。危险在于，切口一旦习惯了，就会被忘掉。政策讨论里最常见的错误不是算错，是只算了自己那一块。

第三笔，目的被移出视野。 这是最深的一笔。当目的是给定的变成默认设置，关于目的的讨论就自动被视为不专业。结果是，技术越精良，关于要什么的公共讨论反而越贫乏。经济学家被请去回答怎么做最省，而做什么被留给了别处——通常是留给了最会喊的人。

这三笔账要付，但收益也是真的。可检验的命题、可重复的估计、跨国可比的框架、能被反驳所以能进步——这些不是小事。在罗宾斯那句定义之前，经济学更像一套彼此不兼容的学说；之后，它至少成了一门可以吵架的学问，而吵架有规则。问题不在于要不要这门工程学，在于记不记得它是从哪儿切出来的。

总结

从斯密到罗宾斯，一百五十六年，经济学完成了三次收缩：从人应该怎样活，收缩到财富如何增长；从财富如何增长，收缩到价格如何形成；从价格如何形成，收缩到稀缺手段如何配置。每一次收缩都换来了精度，也都留下了一块不再被处理的地。

最简洁的说法是这样：

经济学不是变冷血了，是把自己的问题重新定义小了；定义小了才做得深，但定义之外的东西不会因此消失。

这句话不构成对这门学问的贬低。它只是提醒读它的人：当一份分析告诉你这是最优配置时，先问一句——被放进其他条件里的，是什么。

自测

1. 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在什么条件下才成立？请举出一个条件不成立、结论就反转的例子。
2. 比较优势是静态定理。如果要把它用到某国该不该开放某行业上，还需要补哪些信息？
3. 罗宾斯把经济学定义成稀缺下的选择，这个定义在大萧条时期暴露了什么弱点？

参考资料

• Adam Smith，《道德情操论》，1759；《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》，1776。
• David Ricardo，《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》，1817。
• William Stanley Jevons，《政治经济学理论》，1871。
• Carl Menger，《国民经济学原理》，1871。
• Léon Walras，《纯粹政治经济学要义》，1874。
• Alfred Marshall，《经济学原理》，1890。
• Lionel Robbins，《论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》，1932。
• Joseph Schumpeter，《经济分析史》，1954。
• Robert Heilbroner，《世俗哲学家》，1953。
• Mark Blaug，《经济理论的回顾》，1962。
• Paul Samuelson, “Where Ricardo and Mill Rebut and Confirm Arguments of Mainstream Economists Supporting Globalization”,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, 2004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