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oy-经济学入门19：同样的技术和资本，为什么产出差很多——产权与制度

同一型号的设备，同一张图纸，同一批原料，同样的班次安排。把这套东西原样搬到另一个地方，一年之后产出少了一半，废品率高出一倍。搬过去的工人，还是在原地培训出来的。

这当然是编的。但它不是凭空编的：过去几十年，制造业向低成本地区转移的经验里，”同样的硬件、不同的产出”反复出现。人们给它的解释通常有三种——技术落后、工人不行、钱不够。这三种都能被检验，而且经常一检验就站不住：设备是同一批进口的，工人是同一批师傅带出来的，资金也并不缺。

排除掉这些之后，剩下的那块差异，通常被归到”制度”名下。这个词被用得很滥，所以这一讲要把它拆开：产权到底界定了什么，交易成本怎么让产权安排失效，诺斯怎么解释制度的自我延续，阿西莫格鲁怎么把制度做成可检验的假说，以及这套假说被批评在哪里。

先给一句总纲，后面每一节都在给它加限定：制度能解释很多，但”制度导致增长”这个因果方向本身，是学术争论的一部分，不是已经结案的结论。

1. 一个思想实验：两台机器，两种预期

把场景写细一点。

A 地有一间工厂。设备是老板的，赚的钱是老板的，老板可以卖厂、可以抵押、可以传给儿子。合同写了就算，违约要去法院，法院判了能执行。

B 地有同一间工厂。设备名义上也是老板的，但”名义上”这三个字有内容：某个部门随时可以要求他把设备搬走；利润里有一块要按不成文的比例分出去；签好的合同，对方换个负责人就可以不认；打赢了官司，执行要等，等到最后常常不了了之。

现在问：这两间工厂的老板，会做一样的事吗。

不会。B 地的老板会做三件事：把能搬走的资产尽量换成能搬走的形态；把回收期压到最短，只做一年内能回本的投入；不买需要五年才见效的设备，也不培养需要三年才上手的工人。他不是不会用机器，他是不愿意为一个自己拿不准的”以后”付钱。

这就是第一节要立住的那句话：产出差异不发生在机器里，发生在”投下去的东西能不能拿回来”这个预期里。

1.1 为什么这个解释特别容易被写歪

因为它太顺手了。看到穷，就说制度不好；看到富，就说制度好。这种写法的问题不在于结论一定错，而在于它不可反驳——任何结果都能找到一个制度解释，也就等于什么都没解释。

要让它变成一个能用的模型，得先回答三个技术问题：制度具体指什么（第 2 节）、它通过什么渠道起作用（第 3 节）、怎么把”制度”和”地理””文化””人的能力”分开（第 5 节）。这三问答不上来，”制度重要”就只是一句态度。

2. 产权是一束权利，不是一件东西

日常语言里，产权是”这东西归谁”。这个理解太粗，粗到没法解释现实。

法学和经济学合用的拆法，是把产权拆成一束可以分开转让的权利：

权能	回答的问题	缺了它会怎样
使用权	谁能用它、怎么用	使用者不敢做长周期投入
排他权	谁能把它挡在外面	谁都想搭便车，维护无人负责
收益权	产出的钱归谁	干活的人与拿钱的人分离，激励断掉
转让权	能不能卖、抵押、租	资产流不到更会用的人手里

这张表说明的第一件事：产权可以只清一半。 一块地可以归集体所有、由农户长期承包——所有权不清，但使用权和收益权是清的，于是农民愿意往地里投肥料、修水渠。反过来，房子可以完全归你，但如果不许卖、不许租、拆迁补偿说不清，转让权这一格就是空的，你也不会认真维护它。

第二件事更要紧：产权不是纸面上的宣告，是能被执行的排他。 一份写得很漂亮的所有权证书，如果执行成本高到没人愿意去打官司，它在经济上的意义接近于零。所以讨论产权，真正要问的是”谁来执行、执行多快、执行多贵”，而不是”法律上写了归谁”。

2.1 模型的三条假设

标准论证成立，靠三条假设。

其一，执行是低成本的。有法院、有登记、有可预期的判决，权利被侵犯时能低成本地恢复。

其二，权利人有稳定的预期。他相信自己投入之后的收益不会被事后改变——不被随意征税、不被随意征收、不被随意废止合同。

其三，权利可以流转。资产能从不那么会用的人手里，流到更会用的人手里；不能流转的产权，配置就被锁死了。

三条里任何一条破掉，产权清晰带来的好处就打折。这不是模型的失败，是模型的用法：先看假设成不成立，再看结论适不适用。

3. 交易成本：科斯那道门槛

科斯 1960 年那篇《社会成本问题》里有个后来被斯蒂格勒命名为”科斯定理”的命题，最常见的表述是：如果交易成本为零，且产权界定清楚，那么不管产权初始给谁，资源配置的结果都一样。

这句话真正有用的地方不在前半句，在它的反面。交易成本不为零的时候，产权给谁就影响产出。

交易成本不是一个抽象名词，它由几笔具体的钱组成：找到交易对手要花时间，谈判要花时间，写合同要花钱，监督对方履约要花钱，对方违约之后去追偿还要花钱。这五笔加起来，常常比交易本身还贵。

于是出现一个很实用的判断：产权安排能不能起作用，取决于交易成本相对于交易收益有多高。

当事人少、标的清楚的时候（两户人家、一个烟囱、一群牛吃了邻居的庄稼），谈判成本低，产权只要界定清楚，双方自己就能谈出一个结果，政府不必插手。当事人多、标的模糊的时候（一条河、一片空气、全球气候），谈判成本高到没人谈得成，产权界定得再清楚也没用——这就是科斯方案最常被误用的地方：它成立的条件，恰恰是现实里最少见的那一种。

3.1 小岗村：一次自下而上的产权重划

1978 年冬，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十几户农民按了红手印，签下一份把土地分到户、包干到户的契约。这件事在当时有政治风险，所以那份契约被写得像生死文书。

效果出得很直接：同一个村子、同一块地、同一批人，第二年粮食产量大幅跳升，从吃救济变成有余粮。此后几年，包干到户在各地扩散；1982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承认了包产到户；到 1984 年前后，全国绝大多数生产队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。全国粮食产量从 1978 年的三亿吨出头，增加到 1984 年的四亿吨左右。

这里要小心归因，因为这段历史恰好是”制度解释力强、但因果识别难”的教科书案例。

土地没有私有化，所有权仍然在集体；变的只是使用权和收益权的归属——“交够国家的、留足集体的、剩下都是自己的”。按第 2 节那张表，这是典型的”只清一半”：转让权基本没有，排他权有限，但使用权和收益权被划到了具体的家庭头上。就这一格的改动，把”干多干少一个样”变成了”多干多得”。

但同期还发生了别的事：化肥用量上升、杂交水稻推广、粮食收购价提高、人民公社体制解体。这些因素和小岗村式的产权重划搅在一起，谁贡献了多少，学界算了几十年也没算出一个公认的比例。这不妨碍”产权重划起了作用”这个判断成立，但它妨碍”产权重划是唯一原因”这个更强的判断成立。写这一段的时候，这两种说法的差别必须守住。

4. 诺斯：制度会自己长出来，也会自己卡住

诺斯 1990 年的《制度、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》给了这件事一个更一般的框架。

他把制度定义为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，拆成三层：正式规则（法律、产权、合同）、非正式约束（习俗、惯例、行业规矩）、实施机制（谁来判断违规、怎么惩罚）。三层里最容易被忽略的是第三层，而它往往是决定性的：一条写在法条上的规则，如果没有配套的实施机制，它就只是纸。

诺斯的核心贡献有两个。

第一个是制度的功能是降低不确定性。人要做长周期的事，就得对”以后”有把握。制度提供的正是这种把握：我知道我签的合同会被执行，我知道我赚的钱不会被随意拿走，我就可以做五年、十年的打算。交易成本高，本质上是这种把握不够。

第二个是制度变迁是边际的、渐进的，而且会被路径锁住。制度的改变通常不是整体重设计，而是在既有框架上一点点改；改出来的结果又反过来塑造下一轮的利益格局。于是低效的制度可以长期存活——不是因为它对谁有好处，而是因为改变它要动的既得利益太大，而收益是分散的、迟到的。诺斯把这个叫路径依赖。

他和托马斯在 1973 年的《西方世界的兴起》里已经用过这套逻辑：西欧起来的关键之一，是一系列产权安排让增长的好处能落到投资者自己口袋里。后来他和温加斯特在 1989 年的一篇文章里补了一个更细的机制：1688 年光荣革命之后，议会掌握了财政，王室的违约能力被限制住，政府借钱的成本明显下降。这里的关键不是”民主”这个词，是承诺变得可信——债权人相信借出去的钱会还，利率才降得下来。

4.1 这个框架的边界

诺斯的框架解释力很强，但有两个地方要留神。

一是**”制度重要”几乎不可反驳**。任何经济结果都能追溯到某条规则，这让命题变得安全，也变得难以检验。要让它可检验，必须说清是哪一条规则、通过什么渠道、影响多大——这就落到第 5 节要讲的那类研究上。

二是它能解释”为什么长不出来”，不擅长开处方。诺斯本人对”如何建立好制度”这个问题给不出操作方案，因为路径依赖的意思恰恰是：没有一份可以照抄的蓝图。

5. 阿西莫格鲁：把制度做成可检验的假说

阿西莫格鲁、约翰逊、罗宾逊 2001 年那篇《比较发展的殖民起源》，是这条线上影响最大、争议也最大的一篇。它做了一件此前没人做成的事：把”制度导致增长”变成一个可以拿数据检验的命题。

先是分类。他们把经济制度分成两类：包容性的（保护产权、允许自由进入、合同可执行、提供公共品、让多数人参与并分享收益）和攫取性的（少数人设租、设置进入壁垒、把收益往上抽）。政治制度同样分成包容性和攫取性，他们的论点是：包容性经济制度需要包容性政治制度来支撑，否则守不住；攫取性制度也能带来一段增长，但不可持续。

维度	包容性制度	攫取性制度
进入	低门槛，新企业能进	高壁垒，靠许可与关系
产权	普遍保护，执行可预期	选择性保护，随时可撤销
收益分配	多数参与者分享	少数人抽取租金
长期结果	创新驱动，增长可持续	投资驱动，增长易中断

再是识别。他们面对的最大难题是反向因果：富的地方更容易有好制度，而不是好制度带来富裕。他们的办法是找一个工具变量——殖民者的死亡率。

逻辑链是这样的：在殖民时代，如果一个地方对欧洲人的死亡率很高（疟疾、黄热病流行），殖民者就不愿意定居，只想着设据点抽资源，于是建立攫取性制度（强迫劳动、资源开采、少数人统治）；死亡率低的地方，殖民者带着家眷定居下来，把母国的产权、议会、法律一并搬过去，制度就这么被”带”了过去。死亡率由当地的气候和疾病环境决定，跟今天的人均收入没有直接关系，所以可以当作外生的起点。

他们用历史死亡率解释今天的制度质量，再用制度质量解释今天的人均收入，结论是制度的作用很大，地理和文化的解释被大幅削弱。这套做法在方法论上很漂亮，也把制度研究从”讲道理”推进到了”跑数据”。

5.1 争议：这篇研究被批评在哪

批评集中在四个地方，每一处都值得记住，因为它们也是所有制度研究的通病。

数据的可靠性。 阿尔布伊在 2012 年的一篇评论里逐条核查了那批殖民者死亡率数据，指出不少数字来自不可靠的来源，有些是推算、有些口径不一，非洲和拉美的部分样本问题较多。他用修正后的数据重跑，结论的强度明显下降。这一批评针对的是测量，而不是命题本身，但测量出问题，结论就跟着软。

制度指标的主观性。 那篇研究用一个”征收风险保护”的专家评分来衡量制度质量。这个指标是评估机构打的分数，不是直接观测到的规则；它和当期经济表现高度相关，也就没法完全排除”因为富，所以评分高”的可能。

遗漏的替代解释。 格莱泽等人在 2004 年提出，那套制度指标度量的其实是人力资本和初始条件：殖民者定居的地方带来的是学校、语言、行政能力，而不是产权。他们用教育变量替换制度变量，同样能解释增长。这个批评把”制度”和”人的能力”这两条渠道搅在了一起，至今没有干净地分开。

概念的粗糙。 包容与攫取的二分很好用，但它把一整套复杂的规则打包成一个标签。东亚几个经济体在高速增长期的产权保护并不完整，行政干预也不少，按标签该归到攫取性，可增长确实发生了。支持者的回答是”增长型攫取”——短期能增长，长期不可持续。这个回答保住了框架，但也把框架的边界推得很模糊：什么算”短期”，多长算”不可持续”，很难事先说清。

2024 年，这三位学者因制度与繁荣的研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。奖项说明这套框架的影响力，但不解决识别问题。学界至今没有定论的是：制度对增长的因果效应到底有多大，其中多少该归给制度，多少该归给地理、人力资本和运气。 这一点仍有争论，而且短期内不会结束。

6. 反例与边界：专利、乡镇企业，以及”保护产权”的歧义

如果这篇停在”产权清晰、制度包容，经济就增长”，它就成了宣传品。下面两个反例专门用来说明边界在哪。

6.1 专利：产权不一定促进创新

专利是一种人为制造的垄断：给你十几年到二十年的排他权，换你把技术公开。它是最”标准”的产权安排之一，也是最容易被当成”产权促进创新”证据的例子。

历史上有据可查的早期专利制度，常被追溯到 1474 年的威尼斯，以及 1624 年英国的《垄断法》。中国在 1985 年开始施行专利法。

但”专利越多，创新越多”这个推论并不可靠。莫泽 2005 年用 19 世纪两届世界博览会的展品数据做过一项研究，发现当时没有专利法的国家，创新水平并不比有专利法的国家低；专利法改变的主要是创新的方向——把发明引向容易被专利保护的行业，而不是提高发明的总量。这是个很有分量的发现：它说明产权的作用可能是重新分配创新，而不是增加创新。

理论上的争论也一直在。反对的一方（如博尔德林和莱文）认为，多数行业里专利带来的垄断损失大于它带来的激励，软件和互联网尤其明显。支持的一方指出，医药和生物这类研发周期长、仿制成本低的行业，没有专利就很难收回投入。

所以更准确的说法是：专利是一种有明确代价的工具，期限和宽度是设计参数，不是道德问题。 保护太弱，没人愿意研发；保护太强，会出现专利丛林、专利钓饵，以及靠诉讼而不是靠产品赚钱的公司。同一条”保护产权”的口号，在医药行业和在软件行业，含义完全不同。

6.2 乡镇企业：产权模糊也能干活

1980 年代的苏南，出现了一种很奇怪的企业：集体所有，产权说不清归谁，但增长很快，还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。

按第 2 节的标准，这种产权是残缺的：没有清晰的个人收益权，转让权更谈不上。按第 5 节的标签，它也不算”包容性”。可它确实运转了十几年。

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解释是：在正式法律和执行机制不完善的时候，地方政府充当了替代性的执行者。 集体所有制让企业能拿到土地、信贷和地方保护，地方官员的升迁与税收又和企业绩效绑在一起，于是产权虽然模糊，但”排他”和”收益”在事实上被地方力量维持住了。执行补上了纸面的缺口。

到了 1990 年代中后期，这套安排的成本开始上升：市场竞争加剧、企业规模变大、跨地区交易变多，靠地方保护维持的产权越来越不够用，改制于是发生，大量乡镇企业转成了股份合作制或私营。

这个案例的教训不是”产权不重要”，而是：产权的作用取决于谁在执行、执行的成本有多高；纸面归属只是其中一环。 任何把”产权清晰”当成无条件处方的说法，都要在这个案例上打个折。

6.3 三个可以拿去问现实的问题

学这一讲，真正要带走的不是”制度很重要”这句结论，而是三个能在任何一篇新闻、任何一份招商材料底下问出来的问题。

一、谁承担投资的回收风险？ 如果投下去的钱可能被事后拿走，投资就会缩短回收期，转向能搬走的资产。看到某个地方”投资意愿低”，先看这条，而不是先看利率。

二、违约的时候找谁？ 执行机制的强弱，比法条写得多漂亮更能说明问题。合同纠纷要多久判、判了能不能执行、执行要花多少钱，这三个数字比任何制度评分都实在。

三、这套规则是谁改的，改动需要谁的同意？ 这一条问的是承诺的可信度。规则可以改，但如果改动只需要一个人的一句话，那么所有长期行为都会被打折。诺斯和温加斯特讲光荣革命，讲的其实就是这件事。

总结

回到开头那两台机器。同样的设备、同样的图纸、同样的工人，产出差出一截，差异不在机器里，而在”投下去的东西能不能拿回来”这个预期里。

三句话收束这一讲。

产权是一束权利，不是一件东西。 使用权、排他权、收益权、转让权可以分开，也可以只清一半。小岗村的土地所有权没有变，变的是使用权和收益权归谁，产出就变了。

交易成本决定产权安排能不能起作用。 科斯定理成立的前提是交易成本为零；现实里交易成本不为零，所以产权给谁就影响产出，所以执行机制比法条更重要。

制度会自我延续。 诺斯说的路径依赖，指的是低效制度也能长期存活，因为改变它的成本集中在少数人身上，收益分散在多数人身上。

然后是最要紧的一句限定：这套框架解释力强，但因果识别本身仍在争论里。殖民者死亡率这个工具变量被质疑过数据质量，制度指标被批评过主观性，人力资本这条替代渠道也没有被干净地排除。“制度重要”是共识，”制度有多重要、通过什么渠道起作用”不是共识。 看到有人把制度说成万能钥匙，无论他站在哪一边，都可以先问一句：你的识别策略是什么。

自测

1. “保护产权”这句话在什么语境下含义会不一样？请用第 2 节那张表里的四个权能举例说明。
2. 科斯定理成立需要哪些条件？在小岗村这个案例里，哪一条条件是被”包干到户”绕过去的？
3. 阿西莫格鲁等人 2001 年那项研究用的工具变量是什么？针对它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哪两类问题上？

参考资料

• 道格拉斯·诺斯，《制度、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》，1990。
• 道格拉斯·诺斯、罗伯特·托马斯，《西方世界的兴起》，1973。
• 罗纳德·科斯，《社会成本问题》，1960（收于《企业、市场与法律》）。
• 达龙·阿西莫格鲁、詹姆斯·罗宾逊，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》，2012。
• Daron Acemoglu, Simon Johnson, James Robinson, “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: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”,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, 2001.
• Petra Moser, “How Do Patent Laws Influence Innovation? Evidence from Nineteenth-Century World’s Fairs”,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, 2005.
• 关于乡镇企业产权安排的讨论，可参考 1990 年代关于”模糊产权”的中文文献综述。
• 关于 1978 年后农村改革的统计与政策沿革，可参考国家统计局的粮食产量年度数据与 1982 年中央一号文件。